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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 北大荒的留守知青<一>  

2010-08-12 20:25:16|  分类: 引用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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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芹菜叶子《北大荒的留守知青<一>》

 

引用

芹菜叶子北大荒的留守知青<一>
一段疯狂、热烈的青春烂漫之后,他们以一种相对安静的方式留守在这片散发着麦香的黑土地上。

    2010年元旦前后的佳木斯市,气温降至零下30多度,隆冬的阳光疲软地照在厚厚的积雪上。位于郊区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,59岁的哈尔滨知青姜盈国面带微笑地在活动室里走来走去。

   “我21,他22。”姜盈国指指旁边的北京知青陈平原,“我年轻。”陈平原张着嘴,嗓子眼里发出“吭吭”的笑声,口水顺着嘴角不住往下流。

    姜盈国的记忆定格在他的21岁。

    1975年的某一天,黑龙江友谊农场拖拉机手姜盈国上夜班。突然,拖拉机发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。“我压死人了!”姜盈国闪过一个念头,仓皇逃离。次日,一起下乡的知青特意跑到地里去看,“哪来的什么人,明明是稻草。”

    但姜盈国坚持认为自己成了肇事者。此后,他整天念叨着警察要来抓他,接连数月不洗漱、不理发。几年后,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。 2009年4月,转至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。

    这是一所俗称的“知青精神病院”,建成于2008年底,目前集中收治了94名来自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哈尔滨等地的知青及知青子女。一段疯狂、热烈的青春烂漫之后,他们以一种相对安静的方式留守在这片散发着麦香的黑土地上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“刘少奇万岁”

    一张横幅让赵印宝的命运在上世纪60年代发生了裂变。

    他记不得自己为什么写下“刘少奇万岁”。那个时期,人们“被接受”的五个字,本该是“打倒刘少奇”。

   “就那么写了。”赵印宝挂着惯常的笑容,左手托腮,脑袋上扬,一副“混不吝”的劲儿。如今,这个63岁的北京知青只记得自己家住丰台,是属小龙的。高兴了,会说出一句俄语;表扬他两句,会再说上两句英语。

    留守在宝泉岭农场十队的北京知青任友善,当年和赵印宝住在同一间宿舍。在他的印象中,赵印宝平时没什么劣迹,也不大讲话。唯一一次“犯浑”就是写下了那张“天杀的横幅”。

    “在那个年代,这哪儿成啊。”留守北大荒数十年,任友善说起话来还是京味儿十足。

    横幅贴出来两三个小时,赵印宝被抓走了,之后戴上了“现行反革命”的帽子,还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。由于是工人出身,又没查出更多劣迹,不久,赵印宝被放了出来。


    回到农场后,他的日子照样不好过。任友善说,当时所有脏活累活都少不了赵印宝。一到批斗,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了“活靶子”。“你注意到赵印宝的门牙了吗?那就是批斗时打掉的。”让任友善感到难以接受的是,“打手”往往由一起下乡的知青扮演。

    受了刺激的赵印宝逐渐反常起来。任友善记得,某个阳历年前后,他们坐着斗车到100多里地外去砍树。正值北大荒最冷的时候,风在耳边呼啦呼啦地刮着,脸刺得生疼。为了挡风,知青们一个个都是后背朝前蜷缩着,只有赵印宝,居然敞着棉衣,面朝前方。

    1973年,赵印宝由姐姐赵桂兰接回北京。在他的病历上,写有“自言自语、自笑、胡言乱语”等症状——“他说自己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,和毛主席一起制定解放台湾计划,说包产到户是他制定的,还说自己是周总理的儿子。”北京安定医院对赵印宝的诊断结果为“精神分裂症”。

    2004年,由于不堪重负,赵桂兰将赵印宝送回黑龙江农垦,纳入农垦医保,住进了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。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建好后,又挪到了这里。

    上海知青薛鲁波则是因为1972年在浩良化肥厂因入党问题未能如愿,进而逐渐失眠、疑心大,总以为有人要害他。1973年,被家人接回上海后,诊断为精神分裂症。“我父母都被人害死了,那个人,神通广大,法力无边。”在安养中心,薛鲁波的眼睛瞪得很大,几根长寿眉跟着乱颤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知青吴庚妹

    “这些知青的患病因素很多,有在政治上受到刺激的,有因为返城回不去的,也有不少因为感情问题。”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精神科主任吴斌对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。

    上海知青吴庚妹的故事足以放进那些知青题材的剧本中。

    1972年,和所有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年轻人一样,吴庚妹从灯红酒绿的上海来到了北大荒红卫农场。下乡期间,吴庚妹爱上了一起来的一个上海知青。在当地人的描述中,这是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,当老师。因为种种原因,吴庚妹一直把这份爱情埋在心里,埋得久了,生根发芽了,对方却并不知道。

    1978年,小伙子跟着大队人马返城,吴庚妹却留在了农场。

留守下来的吴庚妹落落寡欢,不久,变得抑郁起来,并开始独自一人在农场溜达。大家暗地里说,这个挺漂亮的上海女人已经疯了。无奈之下,农场找了个叫汪世贵的单身汉照顾她。很快,吴庚妹和比她大27岁的汪世贵结婚了。一个老光棍找了一个年轻的女疯子,在人们看来,这算是桩不错的姻缘。两人婚后生了四个孩子,但只有两个女儿活了下来。

    婚后的吴庚妹疯得更厉害了。而由于汪世贵本身就有癫痫,根本没办法很好地照顾妻子。

    “那个男人很窝囊,对她不好。”留守在红卫农场的支边青年孙丁康回忆说,孙和吴庚妹是上海老乡。

    之后,吴庚妹被送进汤原县精神病院,医药费由农场和她本人的工资支付。一段时间后,又转到了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。

    汪世贵并不乐意妻子住院,他隔三差五地跑到农场去要吴庚妹的工资。红卫农场民政局局长李建军回忆,“吴庚妹每月二三百块钱的工资,医药费都不够。可老头不干,让农场把工资给他,他把吴庚妹带回家伺候。”

    折腾了一年多后,2008年春天,汪世贵终于把吴庚妹领回了家。回家不到两个月,吴庚妹死了。“她是在街上溜达,被车压死的。”孙丁康说。另一个浪漫的说法则是,吴庚妹死在了年轻时常去的白桦林中,死时一丝不挂。

    2009年5月,汪世贵因病去世。

    让人扼腕的是吴庚妹的大女儿汪远芹。如今,她和母亲一样,住进了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。“这应该说是遗传。”李建军认为。但坊间相传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,汪远芹16岁那年,曾遭人强奸。

    “我16岁的时候,就开始犯病了。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,想不起来了,”这个27岁的女孩眯着眼睛,皱着眉头,“我爸说我妈死了,电死了。”

    提起母亲的死,汪远芹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,她甚至完全记不清母亲的模样。如今,她更愿意留在安养中心,穿着大号的病号服,重复着一遍遍扫地,用手神经质地擦桌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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